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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大幅贬值，加上大规模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进口产品价格大幅上升，这就降低了美国企业的利润率。然而尼克松的政策又禁止美国企业涨价来转嫁利润，因而企业只好选择裁员，最终的结果就是滞胀。
而且当时的美联储则处于左右摇摆之中。在1974年之前，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持续加息。但是在74年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又开始了降息。等到了77年之后，因为通胀压力实在太大，又开始了加息。美联储的首鼠两端使得货币政策失去了信用，最终的结果其实是货币严重超发。
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广义货币M3的年均增速高达11.1%，而同期的GDP平均增速仅为3.2%，货币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速，这就是同期高达7.1%的通胀率的来源。
因此，供给冲击叠加货币超发，才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
三、货币不再超发，通胀预期温和
在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任命沃克尔成为美联储主席。而在沃克尔上任之时，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约为11%，而到了1981年，沃克尔将其最高提升至20%。
得益于沃克尔的紧缩货币政策，美国的广义货币M3增速大幅回落。到了1987年沃克尔任期结束之时，美国M3增速已经降至6%左右。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速依然维持在3%左右，因而美国的通胀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1980年代后期降至5%以下，在1990年代之后降至3%以下，而美国也进入温和增长与温和通胀相伴随的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
而从货币增速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认为本轮物价上升为温和通胀，而不存在持续高通胀的风险。
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广义货币M2的平均增速为15%，但是同期的GDP平均增速为8.1%，货币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速，这意味着潜在着巨大的通胀压力。
虽然同期的CPI均值仅为2.6%，但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超发的货币，但是通胀压力并没有消失。在08年和11年，CPI两次超过5%。在08年、10年和17年，PPI也三次超过5%，这意味着高通胀压力经常会出现。
但是经过两年的金融去杠杆之后，中国的货币增速大幅下降。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速仅为8.4%，比过去10年平均15%的增速下降了接近一半，只比目前6%的GDP增速高出2.4%，这意味着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有限。
从货币与经济增速关系的角度，我们认为未来物价既非高通胀，也非通缩，而是温和通胀的走势。
首先，我们不认为高通胀会长期持续。
虽然在未来半年内CPI将在4%以上高位运行，但到2020年下半年，我们认为CPI有望重新降至3%以下。
理由在于，从目前的物价结构来看，CPI的上升主要体现在猪价的大幅上涨，而剔除掉猪价之后，10月的CPI涨幅为1.3%，涨幅其实依然有限。而猪价大涨主要因为生猪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肉禽等价格上涨则主要受到猪肉价格上涨的带动，但其余的多数消费品并不存在供给冲击，因而并不存在价格短期大涨的动力。
因而到2020年下半年猪价回落之后，CPI有望回落至3%左右的正常区间。
其次，我们不认为中国未来会走向通缩。
理由在于无论是8.4%的M2增速，还是10.8%的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增速，均高于6%的GDP增速，这意味着货币的扩张高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因而必然还是会产生通胀的压力。
而且无论M2增速还是社融增速，在19年以来均企稳回升，按照货币对物价1年左右的领先性，这预示着今年年末的PPI和CPI非食品价格都有望见底回升。
因此，即便2020年下半年猪价见顶回落，届时非食品价格的上涨也会部分抵消猪价下跌的影响，使得CPI整体仍维持在2%以上，而不会出现通缩。
四、经济短期改善，绝对没有停滞
在1970年代的滞胀期间，1974、1975和1980年的美国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因而经济停滞是出现滞胀的重要前提。
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绝对没有停滞，哪怕GDP增速创下了历史新低，但是6%的增速其实依然是不低的增长。
首先，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验证6%左右GDP增速的真实性。
从实物指标来看经济，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发电量增速。今年以来的发电量累计增速为3%，与14年的3.2%大致相当，要好于15年-0.2%的增速。因此发电量增速显示的经济依然保持着正增长，而且在过去10年中表现并不算最差的。
从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来看，今年前3季度上市公司的总收入增速是9.6%，同期中国GDP名义增速为7.9%。代表中国最优秀企业的上市公司收入增速略高于中国GDP名义增速，这其实也是符合逻辑的。
其次，中国经济出现了短期企稳改善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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