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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于军，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并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成为参加该计划的6个国家之一。在于军看来，正是以加入该计划为契机，中国基因组学开始起步、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有科学家在回忆这项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齐名的大科学计划时讲，除了极大地加速了生物医学研究，它还开启了科学研究的新方式和组织管理新模式，例如成功领导了来自全球、受不同机构资助的千人以上的科研人员，实现最大化数据共享，对技术发展进行优先排序等。
武玉介绍，ITER项目的一个宗旨是技术共享，在加入ITER之前，1个国家所掌握的一些核心技术可以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但是在加入之后，由于研究使用的是ITER的经费，那么合同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就是所有国家共享。
有合作也有竞争，参与大科学计划应“以我为主”
除了国际大科学计划所指向的科研目标，参与国际合作，对于科研管理、工业制造、人才培养都有很大推动作用。
武玉说，中方的很多技术在项目参与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比如超导线、超导电缆的制造此前都依赖进口，但是在参加ITER之后，现在中国生产的超导线可以向世界各地供货，质量也得到了ITER认证。
在武玉看来，在国际大科学合作项目中，合作要大于竞争。“不是说两个国家研发同一样东西，一方一定要强过另一方，因为整个装置将来的性能不取决于好的一方或者差的一方，所以各个国家只需按照要求做到需要值就可以。”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隐性的壁垒，比如，某项产品的设计研发是在研究机构，但是产品最终可能还是由参与国家的某一公司来制造，在制造过程中采用的一些专门技术，公司往往出于商业利益考虑而不愿共享。” 武玉说。
据了解，中国的科学家在参与ITER建设的同时，已开始规划建设未来的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等离子体所立足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在科技部支持下已经联合国内相关单位完成CFETR总体设计方案，目前正在开展预研工作。
赵永恒说，目前，国际上也有不少科学家希望中国可以带头来做一些大科学项目。但国际大科学计划所需要的大科学装置、所追求的宏大目标决定了这些项目并不是一个国家所能承担的，如何实现更深度参与、扮演更重要角色，进而领衔大科学计划，需要我们在资金、人才、管理等很多方面达到较高要求。
（刘涓溪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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